PUBLIC MARKS from heavenlaughter

某些对冲基金策略的偏斜度和峰度特性，肯定会比其它策略更有吸引力。因此，当我们将偏斜度和峰度考虑进来后，利用对冲基金进行多样化就不再是尽可能多地运用不同策略那么简单了，而是变成搜寻那些与传统资产类别没有相关性、同时在纳入投资组合时又不会带来偏斜度和峰度上的任何负面副作用的基金。显然，要找到这样的基金，要求我们必须对对冲基金策略有透彻的了解，此外还需要专心致志，并投入大量的工作。这真是一顿免费午餐吗？显然不见得。

一個黎巴嫩人上星期四逃離了連日被以色列戰機空襲的首都貝魯特，到了英國。他在自己的博客﹝beirutnotes.blogspot.com﹞寫道：「離開黎巴嫩因為我有三個孩子。離開黎巴嫩因為不想他們經受戰爭呀內戰呀死亡和破壞。離開黎巴嫩因為不想他們學會仇恨......昨晚﹝在倫敦﹞，孩子們聽到飛機飛過時沒有嚇得跳上我的牀，沒有哭，沒有擔心自己可能會死。我問十一歲的大女兒為什麼只怕貝魯特的飛機聲，她答：『貝魯特上空的飛機是出來殺人的』。」

前一阵，我抽出了南尼·莫瑞蒂的《儿子的房间》和《亲爱的日记》来重温，依然非常喜欢。我终于明白那种“莫名的好感”不是来自某个导演影片的内涵、情绪、叙事、结构，而往往来自画面，很多时候是第一个镜头。《亲爱的日记》的开场是莫瑞蒂骑着机车在罗马街头巡游；《儿子的房间》的开场是莫瑞蒂在海边跑步。它们有着一致的节奏，具有一种日常的美感，漾溢着舒缓的气氛。拍摄于1994年的《亲爱的日记》更具自然写实的一面，而2001年的《儿子的房间》则在画面上更具匠心。一部影片有什么样的气质，在开场的第一组镜头中是完全可以看出来的。就我看来，莫瑞蒂在画面色彩和场面调度上有着了不起的直觉，一上来就能让人产生爱意。我是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左派，他的影片“带有政治狂想的风格”，尽管很多影评人拿他和伍迪·艾伦相提并论，但后者似乎很少有直接的政治批评。而莫瑞蒂则不同，就今年来说，他的电影重新回到了政治上来，他拍摄的电影《巨鳄》（Il Caimano）直接针对原总理贝鲁斯科尼，并在左、右翼民意五五波的大选投票前一周推出，意图明显。所以有人说《儿子的房间》是最不莫瑞蒂的电影，确是如此，我看到很多评论者给他的称呼是“左翼斗士”。

昨晚邀請參加知日部屋banner大賽的blog友及長期對部屋作義務後勤支援的人，連屋主本人共12名在「XX好棧」飯聚。小Ray、小櫻的Kero、Kurisi及hsbchk是初見面，小澤及Chelsea則在座談會見過。可惜身在廣州的Nelson及美國的Ka Yee無法出席。「知日部屋後援會」方面有Henryporter, GTO, 亞唯、思考及NiGHTS。

一早起床总觉得晕头转向，因为经过一夜的消化，此时脑中毫无营养，脑部的能量来源就是葡萄糖，这时马上补充含有甜味的食物，如香蕉、苹果，马上会有效果。

如今的Schrader，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写Taxi Driver剧本的26岁愣头青，但他为这部电影感到的骄傲溢于言表。“这部电影能够经久不衰，因为它展现了真实。对过去的我们来说那就是真实，”他说，“经久不衰的原因是因为它确实货真价实。Scorsese、Bob（De Niro）和我，我们三个，那个年代就是生活在那个地方。

這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信念，道德乃個人之事，政府不應該為所有人設定生活的目的和方式，它不能規定我們的信仰和人生規劃，也不能限製我們要過怎樣的日子。市場經濟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礎，它根本就和這些道德無關。公司為牟利而存在，這是一種社會體製；至於個人要不要行善，則是他自己的事。所謂有良心的資本家和有人性的資本主義，只不過是兩者之間的偶然碰撞，而非必然的因果結合。蓋茨和巴菲特的仁慈並非市場規律的基礎，純屬個人的取嚮。

因为如果我们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改变组织？如果我们可以改变组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世界？